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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可恨与可鄙:就“贾平凹嫖娼事件”郑重说上两句

2012-09-28 23:30 来源:北京快3规律-3分彩网址 作者:于仲达 阅读

 民作家贾平凹近日因“嫖娼”事件被媒体炒得很热。

    根据报道,网络盛传陕西著名农民作家贾平凹,西安嫖娼被抓,派出所里写字交罚金,文中称贾平凹嫖娼被抓后要求交罚款,但被警方拒绝;后来贾平凹主动要求为警察写字,考虑到贾先生的字很值钱,办案人员同意了他的请求,贾平凹写了一夜的字充当罚金,并于天亮后通知家人取来图章,在所写字卷上逐一盖了印章,才得以从派出所脱身。但很快,当天中午,贾平凹就授权华商网发表声明。他说:“稍有常识的网友做个简单判断就可以看出这是一篇漏洞百出的造谣词。令人失望的是,天涯和狗仔网作为国内有影响的网站,未经核实即将此帖发布,是很不负责的。”他表示,自己不排除通过法律渠道调查谣言的来源并追究其法律责任;不排除通过法律手段追究天涯社区和狗仔网相关责任。令人好笑的是,原来帖子就抄袭自贾平凹的名作《废都》的创意!《废都》开篇第一章有类似情节:一个名叫龚靖元的著名书法家,十分爱打麻将,一夜常输千儿八百,没有钱就写字来顶。他赌博是出了名的,公安局抓了三次,每次抓进去,为人家写上一中午的字,就又放出来了。帖子内容与书中不同的只有被抓的原因和写书法的时间段不同而已。这就叫自作自受,自己写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废都》,到头来别人拿这来捉弄他来了。在没有确切证据得情况下,网民的一个帖子就能使贾平凹如临大敌,人们不禁要问:贾平凹究竟怎么了?

    中国古代文人素有狎妓的爱好和传统,到了近代,一些“饱学鸿儒”文化名人辜鸿铭、陈独秀、郁达夫等人都曾经有过嫖娼经历。杜牧嫖娼过后还洋洋得意地说:“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名”。可见,文人嫖娼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出于心性的调整,还可以受到传统文化的保护。为什么贾平凹一听别人说自己嫖娼就急呢?原因是,现在的嫖娼已经仅限于赤裸裸的肉体交易,这里的娼顶多也就相当于旧时三等妓女(为文人不屑),明显不符合文人圈里的游戏则。文人岂能干这样龌龊的事情呢?敏感性很高的贾平凹深谙中国的国情,他能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如果一般作家和文人嫖娼就罢了,他贾平凹是什么人啊?名字上挂上各种世俗的称号,“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人大代表”、“西安市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书画家”、“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等等,“嫖娼”的丑闻从他这里传出来,他丢得起人吗?贾平凹一向以超脱的“隐士”姿态立于世人面前,其实是一个极端爱护自己脸面的旧文人,他精心伪装的“名士”派头彻底露出破绽,能不恼火吗?文人嫖娼,嫖就嫖吧,何必极力遮掩?这点就不如王朔痛快,3月初王朔做客凤凰网,大爆自己的吸毒经历,除了吸毒,王朔还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嫖娼:“我也嫖过娼,接触过性工作者,都是最好的人,都比小知识分子要好,内心要干净得多、善良得多……”王朔的言论在网上引起一片哗然,有网友直呼:“王朔疯了!王朔了!”王朔是清醒的,他对于读书人内心的虚伪和龌龊认识的十分清醒。与王朔的直白相比,贾平凹确实十分伪善,羞羞答答,声称强烈不满要声讨,有这个必要吗?

    从当年的“贾平娃”到如今的“贾平凹”,真是今非昔比啊!现今的贾平凹已经成了一个陕西“文霸”,享受着一个作家的特殊荣耀,按照常理,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真想玩女人,只要稍稍暗示,自然有女人对其投怀送抱,还用去招妓吗?贾平凹愤怒的实在有道理啊!这本是一则无聊的新闻,我并本没有继续关注的兴趣,但是,贾平凹这个人引起了我的深思。记得,早在上中学的时候,因为古典文学修养的匮乏,我曾一度喜欢他的作品,随着岁月的流失,阅读视野的开阔,再回头看老贾的作品,就实在不敢恭维了,特别到了现在,随着系列事情的发生和他的鄙俗之象的显现,却对他的讨厌越来越与日惧了。我认为,对于一个做家来说,灵魂腐败比嫖娼更可耻。

    贾平凹一直生活在类似西安那样幽闭和落后的封闭的空间里,有着农民身上的狡黠,却少了陕西作家身上的纯朴,他的精神性格一直没有得到培育和伸展,从小性压抑,到了青年时代,内向委琐,木讷自闭,拙于社交,见人害羞,极度内缩,对于两性关系充满神秘好奇,想入非非,毕竟对于女性隔膜,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把女性描写成天使,另一方面又尽情地意淫,尤其在他的小说《废都》、《天狗》、《太白山记》、《白朗》、《陨石》等小说里,贾氏设计了许多令人恶心的女人与兽媾和的情节,有批评家指出这是“性景恋”,这样病态的性心理让人恶心,诸如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构成了贾氏作品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一则小说,说什么一个女人在深山老林里实在熬不住了,跟狗干了起来;还有一则小说,一个女子莫名其妙地死在床上了,人家掀开被子一看,满是血,被窝下有好几个被血浸透了的玉米棒……到了《废都》,这种性压抑一下子象决堤的洪水,描写的都是黏糊糊、湿漉漉之类的。对待女性,他一律赏玩,保持精神的征服和占有,他的“意淫意识”,“意奸意识”,“意欲意识”充斥在小说之中;性欲的枯竭,也是丧失创造力以后的征兆,此后,贾平凹的小说果然一落千丈。贾平凹缺乏农民身上的健康,勤劳,质朴,身上却有着一种封建士大夫文人的旧习气,娇情、脆弱、迂执、幽闭、柔弱,这难道是命运的吊诡吗?

    贾平凹的失败,从根子上来说,就是做人的失败。很早我就读过陕西作家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迷》,里面详细介绍了他的童年、求学、婚姻、创作和获奖情况,在我看来,贾平凹做人上是彻底失败的,不过是一个勤奋高产的农民作家而已,与大作家注定无缘,不管他获得什么奖项,也不能摆脱这样平庸的命运。贾是农民,在他的自传里,要么哭哭啼啼,要么充满了炫己的言辞,看不到他对苦难底层的认识,或者说,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大的苦难。客观地说,农村出来的很多孩子,是很有上进心的,肯吃苦,肯努力这是他的优点,但不得不说的是,性格上的很多缺陷,比如,很敏感,过度自尊,虚荣心和攀比心都很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让他前进的动力,但是,如果是当他一旦成名成家话,这就全都是可以值得发扬的优点了。贾平凹谈不上“家学渊源”,他的第一批作品,也是为水利工地的黑板报写作的。为此,他充满着一个乡下人的自卑。他要进入文化人的圈子里,以后果然进去了,再也没有出来。林贤治先生精辟地指出,如果缺乏明确的角色意识,而一味以“农裔作家”的血统自豪,那么,事情将因为失去知识分子的警觉和自我批判,而适得其反地成为上流社会的保护人。

    贾平凹起先写作,目的就是一个:成名成家。为了这个目的,可以忍受一切屈辱。于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开始了模仿中艰难的摸索,模仿的结果只是失败,他完全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精神自觉。这与鲁迅和沈从文的写作目的完全不同。前者(鲁迅)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从鲁迅那里面,我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和挣扎,先生多关注病态社会下不幸的人们;鲁迅的笔下,最典型的是闰土和阿Q式的在命运的压迫下无言、绝望和麻木。而鲁迅对于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后者(沈从文)对于文学和社会的理解是透过“生命”、“人生”、“人性”、“爱”、“美”这样一些抽象的原则。“我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无论是“乡下人”沈从文还是“逆子贰臣”的鲁迅,虽然本质上有着区别,但是,他们都有一种现代的价值参照系作为参照,他们对于变革的社会都有痛楚和挣扎,并非是蹭痒痒似的轻轻抚摩。同样是描写自然之美,沈从文与模仿者贾平凹就截然不同。正如旷新年所说,沈从文的散文《湘行散记》和《湘西》以绮丽的文字烘托神秘奇异的湘西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达到了一种美丽的极致。沈从文从楚辞、六朝文学,以至《圣经》那里吸取了文字的色彩和技术。他的作品文与白、欧化和俚俗、理性与情感、节制与放纵、古典与浪漫、平淡与华丽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和谐。沈从文是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富有惊人的艺术才华和葆有纯粹的艺术感觉的艺术家,用文字作为工具,进行民族品德的重造。再看贾平凹呢,带着生活的感伤和所谓的政治失意,以一种逃避放逐的心态来写“商州”的山水和自然风光,为了美文而美文,刻意雕琢,并没有在描写中有精神价值的发现。林贤治先生就指出,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零碎、芜杂、浮浅,缺乏富于血肉的具体描绘,完全失却了一部作品所应具有的滂沛元气和个人激情。相比之下,沈贾二人境界自然可以分出高下。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应从那种天崩地陷、满目疮痍、率兽食人、鲜血淋漓的丑恶和腐烂的表层之下看到一种非人性的残忍,毕竟对于丑恶的社会来说美是奢侈的。贾平凹是一个善于遗忘过去的人,又是一个缺乏“审痛意识”善于消解痛苦的高手。一个无视历史阴影的作家,他的心灵是不在场的,这样的作家十分可疑。这一些年来,贾平凹忙着擦去身上的泥垢,用“美文”和书画把自己千方百计地包装起来,为了所谓的“美文”,在书斋里拼命淘,在枯燥的知识堆里爬,插上“名士”、“雅人”的标鉴,文字日见酸腐,枯滞,琐屑,不见早年的清澈和性情,其实灵魂里早已腐烂。躲在书斋里或自造的精神象牙塔内,做着与生命和灵魂无关的文字把玩,玩来玩去孰不知到头来“玩知丧志”,变成一俱没有灵魂的假骨头。

    说贾平凹是一个农民,是因为他骨子里的小农意识,抵触现代工业文明,早期作品都是讴歌田园风光,稍遇挫折,便怨天自抑,中期来点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但是,稍纵即逝,他的怀旧,他的自恋,他的多愁善感,他的狭隘,他的粗鄙,他出身农民,却对这一阶层的艰辛和苦难缺乏疼痛的感觉,表面上也写一些平民,实际上不过是作秀而已,文字虚浮无骨,内容空洞无物,他崇尚道家,装神弄鬼,把自己打扮成现代名士,实际上丧失了根基,不过是一种对于传统的一相情愿而已。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贾平凹的对城市的仇恨而自卑的心理,以反文明的姿态出现的优越感,其实都是农民意识,不是平民意识。后者是一种民主意识,有更大的容受力。农民意识是农民所特有的,是被宰割被禁锢的土地所培育起来的一种品质和精神,它是与生活于其上的农民的利益和要求相适应的。其中,保存了人类天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有为别样的阶级所不曾具备的优秀的成分,但是,也明显存在着狭隘、保守、忍耐、卑贱的特点,而这也正是世代农民的悲剧所在。贾平凹为居所命名为“凤凰阁”、“静虚村”、“上书房”,参禅打坐,有研究相书的余闲。又自称“花奴”,将室内枯树根称作“残美人”,复在弯躯上系一弦索,谓之“美人琴”,题诗曰:“千古寂寂事,独弦觅知音。”别人索书,常以“禅静”、“禅悟”等见赠。贾平凹所欣赏的东西,都有一种被压抑的“病态美”。被扭曲的人性的人们习惯了这种套套式的生活,不但没有意识到它的病态,反而附加出它的优越性,发挥出套套束缚的特性。病态文化里的病态教育,病态教育下的病态人格,病态人格下的病态作家,演义着“以病态为美”的人生和历史。走出病态文化,重铸健康心理,“尊个性,张精神”,重塑康健人格。贾平凹特殊的审美取向脱离了刚健为活泼旨的生活,成了一种私的把玩行为。不敢把霉烂的心灵撕扯下来、暴露在阳光下的,只能是不堪一击的虚弱、苍白的病态和絮絮叨叨的虚伪鬼魅。缺乏改良社会的责任和勇敢而坚强地承担,畏难逃避,躲进温柔蜜园,靠洞窗天籁的虚实美景麻痹神经,空空浪费了一身才能,正是“在小巧中优游,在闲适中沉溺,用个人的片刻自由来淡化个人对民族文化创新的宏大追求”。没有对个性的尊重和解放,没有个体价值的升值,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纯粹浪费。

    这样的作家对于“奴在其身”和“奴在其心”的疼痛哪儿去了呢?贾平凹把农民的生活拿来把玩,真是一种残忍的审美。在他的笔下,看不到来自生命本性的颤栗、冲动、压抑、分裂、痛苦,绝望、深渊、地狱,更无法由对人生的痛感,轨化为对自身超越的快感及对人类苦难的通感经验。他极度匮乏一种存在的勇气,只能不阴不阳不死不活不痛不痒。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可以风花雪月,可以大江东去,但是,最根本的东西不能匮乏。文章的后面往往站着一个人,一个健全的人性的灵魂。对于贾平凹来说,这是一种致命的欠缺,这种欠缺无法简单的修复。

    离开了对于存在的痛感,就只有胡编乱造了,他的小说既缺乏明晰的现代意识,又缺乏对传统的深刻浸淫,只有一种小男人才有的对于自己的自恋和感伤,读读《怀念狼》、《高老庄》、《病相报告》、《秦腔》,可以发现贾平凹小说的彻底失败:缺乏对于苦难现实的疼痛感受,没有对于人的生存处境的洞察,匮乏真正的现代意识,纯粹私有形态的梦语,和腐烂传统相调情的伪文化意识,这一切都决定了贾平凹与大作家彻底无缘。即便被批评界看好的小说《浮躁》里,直面了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诸如改革为名,玩弄伎俩,谋取私利,拉拢亲信,排除异己,贪污受贿,奉迎拍马,搞取形式,蒙敝上司,滥用职权,搞地方主义等等,但是,作家的主体依然没有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焦灼和痛苦,更不具有一种扣问灵魂追寻存在的纬度,只有一种对于文字的雕琢和把玩,作家的灵魂处在哪儿?一直以来,贾平凹走上文坛以来,一直在摹仿,模仿沈从文,模仿孙犁,模仿张爱玲,模仿明清小说,模仿道家的老庄,模仿寻根小说,模仿的同时,贾平凹迷失了自己,他的主体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建立,不要说建立,他那里根本就匮乏鲁迅笔下的“无物之阵”的现代意识,更不要说采取什么方式直面。在贾平凹那里,只有逃避,再逃避,把自己的躯客逃避到老庄的包裹里,但是,对于真正意义上的老庄精神,他隔膜的又是如此之深。《废都》里的庄之蝶,不过徒有现代名士的外形而已,他贪恋着女性的肉体,何来真正意义上的超脱呢?平心而论,贾平凹的散文写的不错,但是绝对不是吹捧者说得那么好的。他占便宜的地方在于文笔的轻峭乖巧,并且又迎合了一些小文人失意内缩的想象。他比较能够欣赏女性并体会她们的心理。女性离功利战场比男性远,心比较静,又看重情感生命,容易与他的价值取向产生共鸣。其实,还可以加上另外一个原因,他的“阳痿”给了女性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拉近了他与女性读者的距离。写作分紧张和轻松两路,老贾走的就是轻松一路,是闲适,闲适,再闲适。他的“轻松”不是一种经历大风浪后的淡定,是一种于无奈苟且之中找出安静的闲暇而已,这种闲适没有经过灵魂内部的搏杀。一切值得尊重的伟大的写作行为,其实都是一种冲突的形成以及缓解,是作家与现实,与灵魂事物之间的一种内在斗争。我总觉得贾平凹实在太流于阴柔,失之轻靡,不是为文正道,总觉得才子则才子矣,就是有些邪气和腐气,如同邱华栋所说这是个“小里小气的老文人的东西,零碎,无聊,散漫。我看他从来都不可能写出来一本有长度、厚度和难度的东西的。”周作人当年也勃起过一阵子,也就如此而已,老贾连勃都不勃,怎能和他相比呢?周作人在做隐士以前,曾经和鲁迅并肩战斗过。可惜,老贾太聪明了,知道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该沉默。看似超然物外,淡泊明志,其实也是他明哲保身的“明智”之举。这是中国文人古老的生存智慧,学习一点也并无不妥,但是,在老贾那里过早的疏远人群全身保命,缺乏一种自我选择的能力,他的文化人格自然错过了锻炼的时机。“安顿自己的灵魂”于是成了贾平凹写作的出发点,也成了写作的终点,这不难理解。我无意苛求贾平凹积极介入社会,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为,本来他就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作家,考虑到作品要面对公众,我提醒他少一些病态的自恋。

    鲁迅将一些无特操的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忙文人,一类是帮闲文人。所谓帮忙文人,是给主子出谋划策、起草文件的,位居重臣;而帮闲文人,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王彬彬曾经这样分析这类作品,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显示的冲动,是他们作品共有的功能。对‘帮’的殊途同归,才是把他们视作同类项的最坚实的根据。”在我看来,贾平凹的作品已经成了一种与现实无关的摆设,在他的作品里,你永远看不到什么是真相,什么才是真善美。贾平凹曾说:“我是一个对政治不大感兴趣的人。”对政治可以不感兴趣,但是,不能缺乏对政治的敏锐以及主导下人的苦难处境。贾平凹一方面大谈老庄,玄学,禅学,称是“气功思维法”,强调意念作用,灵力判断;另一方面,他可以坐享一个“专业作家”的特殊荣耀,捞取名利,真是滑稽之至。贾平凹在官员的陪同下到江南“开放”地区深入体验社会改革,企图再写出类似《浮躁》那样歌功颂德的文章,然而,他先天孱弱,匮乏那种创作的滂沛元气和个人激情,自从《废都》的出产,就宣布了他已经彻底丧失某种能力。作为一种低俗消极的农民文化现象,越来越侵蚀我们的感觉,遮蔽着时代的血和痛苦,对他的解剖,文坛做的十分不够。再有才华的批评家,也无法把这样平庸的作家捧起来。

    中国文学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根基,这已为一些批评家所认同。中国人自古缺少一种所谓外在超越的宗教价值体系,个体精神的探索方式叫做“之远知返”,不是放纵它畅游绝对精神的超验王国,而是最终落脚在现实人生的经验范围,人与人外在的、物质功利性较强的相互关系,因此就带有本质的意味。真正好的作品,与灵魂和存在有关。贾平凹无疑是很勤奋的作家,但是却始终在二流和三流作家之间徘徊,这是他和一些当代作家无法抗拒的命运。更让人可悲的是,贾平凹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命运,而是意识到了,从不敢去正视。在他那里,面对急剧变迁、支离破碎的乡村,已经失去了失去了记录苦难的能力,尤其缺乏一种沉思、解析、痛悔。让一个所谓的当代著名作家否定自己仅有的一点成果,这不是要他的命吗?现在的贾平凹再也不是当年自卑的乡下娃了,一副隐士派头,俨然当代的名士,前呼后拥,附庸风雅,写字做画,再也不用躲进所谓的“静虚村”里装隐士了,热中个人名利,抛弃结发妻子,恨不得马上就把政府投资兴建的7000万元的“贾平凹文学苑”更改成“平凹旧居”,恨不得马上就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化多半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缺乏超越性的价值目标,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消解机制,任何人进去后脊梁骨都会软掉,出来后便多半成了名、利、权的奴隶。犬儒、逍遥、冷漠、虚无、颓废、纵欲、不介入、寻求刺激,丧失责任感,嘲讽理想与正义等生活方式及生活哲学正在我们的社会中风行一时,将自身的所有欲望合理化、美德化。贾平凹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他仿佛生活在一个真空世界的婴孩,与民众隔膜太甚。贾平凹就是某学者所批判过的“丑陋的中国文人”,这类文人全面地继承了中国旧文化,而没有在西方文化熏陶下更新自我人格的那种文化人。请回头看一下他走过的路,他能不为自己根深蒂固的自恋而脸红吗?他的庞大的700多万字的作品不过裸露出了某种烦琐的悲哀,他的那一些不入流的狗屁书法作品,果真就比当代的一些书法作品值钱?说实在话,贾平凹的人品和书画作品比起他的陕西乡党现居北京的作家老村差远了。清醒一下吧,别在做梦了,已经到了考虑入土下葬的年龄了,贾平凹如何还看不透彻红尘色相呢?他是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确切价值观的人,梦想着不朽,梦想着写出《红楼梦》一样的作品,这是笑话,他让我对于当代作家感到深刻的无助和绝望,贾平凹尽管忙碌着经营他的名利,可千万别在公众场合再来作践卑微的文学,让文学留给那一些出身卑微依然还对人性和生活报有希望的仍然苦苦挣扎的年轻人吧,不就是让人人前人后喊你贾老师吗?不就是要用文学抬高自己的身价再消磨一个崇拜你的美女吗?已经彻底成了这个腐朽和黑暗时代的装饰品了,他和这种恶劣的环境一起在戕害着人的感觉。或许,一个具有真正品格的文人必须与贫穷为伴,因为肥腻的头脑与敏锐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这是我的一种偏见吧。看看现在的贾平凹,被名利和美色包围,身边簇拥着一批别有用心的功利之徒,何曾与苦难的底层保持血肉联系?快一点将自己的臭皮囊抽身名利场吧,贾平凹的佯装看透名利的假姿态,崇尚“生活在别处”,灵魂全面缺席,让我看到了他灵魂的腐朽。“贾平凹现象”越来越构成一种“文化腐败现象”,这种现象证明,在这个人心浮躁急功近利重财轻义的社会里,当代中国作家已经丧失了对人生存处境的疼痛感受,他们瘫软在文化酱缸里不能自拔。

    再回到我喜欢的鲁迅,他是一位终生都把手指紧紧按住现实生活脉搏的伟大作家,在他那里,有一种对于存在难以化解的灼痛。鲁迅所感受到的却更多地是黑暗,是人性自身中的罪恶和无可救赎,是喧嚣中的死寂。作为中国的读书人,考虑具体的生存处境,过早的轻飘的生活状态,未免不实在,要时刻背负一定的精神重担。高行健从禅宗那里获得解脱,毕竟是经过时事历练的。反观贾平凹,艰难困苦的农村生活怎么就没有打动过他呢?下层平民的生存形态难道就从来没有进入他的灵魂吗?在纷繁浑浊的时下生活中,他个人的声音在哪儿呢?令人吃惊的是,他的笔下充斥着风花雪月的趣味,他玩味着汉唐文化的根雕泥塑,他对于农村生活采取了美化与修饰,他已经堕落到对于苦难现实的麻木和不敏感,用所谓的庄禅佛来给自己制造奇妙的“精神逃路”,什么《邵子神数》,什么《奇门遁甲》,并且囿于一己的视野狭窄和思维局限,玩来玩去,早已经玩物丧志,彻底废掉了。再来重温一下孙犁当年为贾平凹散文集所作序言,“人之一生,要经得住清苦和寂寞,忍受得了污蔑和污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那一些经不起考验的,到头来往往是跳梁小丑。”孙犁一生承受住一切,是耐得寂寞的一生,这是文人的可贵的节操。而贾平凹呢,这个当年“静虚村”里念着“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的现代庄之蝶呢?到底没有真正过了这关,被脚下名利的绊子绊倒了,而且变得俗不可耐,成了一个反讽。一切都透着假,这样虚假的灵魂怎能承担一个时代的责任?鲁迅对这些看得太透彻了,光阴过去六十年了,依然是:“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坟?论睁了眼看》)。文人作家并不缺少知识,缺少的是反思知识的知识。他们并非读书读得少,而是读书的态度出现了问题。作家是社会良心的基石,也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一旦缺少了起码的良心或良心被狗吃了,社会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突然想起哈罗德?罗森堡《荒野之死》中的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必须承接起属于自己的历史的任务,否则就只能从历史的版图中消失,被时代迅速抛弃,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他怎么试图彰显自己。

    除了贾平凹个性的原因,还有制度层面的原因。“专业作家体制”也是导致中国作家缺乏创造力衰竭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应该警醒。贾平凹长期担任文化官僚和刊物编辑,基本上都是“体制内”的产物。这种体制既解决了“专业作家”个人的生存问题,满足了想当文化人的虚荣心,反之,“专业作家”也付出了自由和独立的自由。贾平凹这样一个“名士化”了的人,怎么可能存在着对抗社会不公的能力呢?怎么可能直面社会转型时期的污秽和鲜血呢?再比如今天,游民、众多打工者、艾滋病患者、维权最终却得不到维护者、失学者、血汗工厂、童工……现在中国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社会,而类似贾平凹这样的“专业作家”居然高调大谈闲情和禅佛,他们已经习惯了在笼子里待惯了的套路思维,早就没有生命力了。的身上有很深的奴性,除不掉奴性,就无法进步。在极权主义毫无变化底层民众生活苦难得不改观的情况下,任何毫无节制的“消闲写作”都是可耻的。这里没有一味地谴责作家缺乏独立的人格的意思,因为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所谓人格之完整是谈不上的,非要装出圣人的样子,也很虚伪。但是,不能把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丧失完全归因于产权单一制的剥夺,我们必须同时在人性的普遍弱点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中去寻找原因,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的灾民理性中寻找原因。扣问一下自己,依附性传统对我们心理是否影响太深了,即使在能保持人格和独立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仍然热衷于作权力的谄媚者和帮闲者?胡适当年说过这样一句话:“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救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这句话送给贾平凹是最合适的。我用“昏聩”来形容贾平凹,自然不为过分。

    现在的文坛和学界大约只会培养一种“伪人格”,读书人身上的冷气、假名士气、小男人气、鬼气、暮气、迂腐气似乎多了起来,鲁迅先生强调说真话,立足当下社会,自觉肩负“历史中间物”的使命,不想不朽的事,而踏踏实实地做事。自省、自觉、独立,不躲避、不虚伪、不庸化,不庸俗、不造作,不颓废,不离世,该做事时做事,该发光时发光,即使看透了将来,也绝不嘻皮笑脸一脸冷嘲,也不再回到昏睡和沉寂的状态,仍然坚韧地向前走下去。环顾四周,这样的作家都死绝了吗?

    对于贾平凹这样堕落的作家,我恨不得一下子掐死他。

    我最讨厌的就是假装清高沽名钓誉没有灵魂的“专业作家”,这样的人对于名利太热爱了,话说刻薄一点,贾平凹先生,在你早死以前,请给年轻人让点空间,别让你臃肿的身子阻碍了他们的呼吸,你难道就拿《废都》这样的“精神食粮”给年轻人吗?我想说的还很多,对贾平凹想说的大概只剩下最后一句:站直了,别趴下!你应该“人”一样地活下去!否则,就不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2007年5月25日北京

    于仲达:70年代后出生。现居北京。自由写作者。从事鲁迅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坚守与突围》、《后鲁迅时代的精神突围》和《中国式生存——一个奴隶的手记》。联系方式:yuzhongda81@sina.com QQ:35710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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