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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理论人与文人的自我修养

2019-09-29 10:42 来源:北京快3规律-3分彩网址 阅读

什么是一个当代文人的自我修养?读文科就要多读理论吗?尽管那些困难的理论著作正在形成很大的学术黑话系统,将普通读者拒之门外,但反过来,理论的民主性也愈发凸显。今天读文化理论的人,热忱可能不比上世纪80年代,可理论(尤其是批判理论)的存在感却越来越普及。就拿大众文化来说,谈买买买还能没点鲍德里亚的消费理论?谈电视剧里男女关系,也总有女权理论的在场。毕竟,理论还是很能帮到我们梳理自身的日常生活与生命经验。

理论的泛滥与焦虑

相比人头攒动的学术大会,我更乐于跟青年教师开小会。小会体量小,说话也切实际。上个月底,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系的姚云帆老师组了一个研究生教学研究工作坊,就很有意思,聊的是理论怎么教和怎么用的问题。在座的都是比较出色的青年学者,而我则是媒体里“学院派”的角色。如果说学院是理论生产的前沿,那媒体也在理论传播的阵线。尤其在新媒体时代,理论生产已经不全是传统知识精英的玩法。学院写作与媒体写作碰撞在一起,边界模糊,次元壁破。而学院派的文章,在今天的媒介环境下,也有了一种民意的检验。

理论本应调动人对现实生活的敏感,但不少“操作”把理论滥用成套话了,或者弄成了理论拜物教和标签党。其实,今天大多数要读理论的文科学生,未来不会做学术研究,而是走向实践岗位,去读社会这本大书。学完的理论该忘都忘了,能留下来的痕迹才是关键。于是,理论学习的效能如何达成,就成了一个很大的困惑。从教师到学生的角色,从学院到社会的生命历程里,理论到底有什么用呢?

阔别研究生课堂有几年了,会上听几位老师不约而同地提到,今天的人文学院还是有种理论焦虑,跟我读书时差不多:西方理论比古代知识受欢迎,而现当代文学则总想从文艺学那里找点理论参考书,以使学生的文章不会流于常识和读后感。不过,只是在课上单独提供理论的话,容易变得教条。有教授理论经验的老师都说,难的是如何训练大学生获得一种理论化的思维,这不只是单个的概念或标签。至于读懂一本书并用自己的文章表现出来也是不易,就像上海师范大学王宏超老师概括的那样,“写作是思考最困难的形式,亦是最有效的形式”。

文学系不是读读诗歌、小说就好,也要读理论。而理论与诗歌之间,似乎总有种古老的敌意。贝克特有个经典说法,“诗歌全是激情和感受,让无生命的事物具有生命;形而上学在最关注普适性时,才最完善;而诗歌在最关注特定性时才如此。诗人是人类的感官,哲人是人类的智力。”

不过,南京大学的孙红卫老师做诗歌教学,却发现用诗歌讲理论其实很受欢迎。哲学家阿甘本说,“诗人占有思想而不自知”,最好的情况是“诗人知道如何解释他的诗歌,而批评家同时也是一名诗人”,因为这两种工作本质上并不是互相孤立,而是“同一种神力的两面”。以诗歌谈理论,魅力与困难都在于“分析与倾慕、批判与热爱”之间维系一种微妙的平衡,诗歌不是某一理论的脚注,也不是服务某一思想的仆从,要既不厚此薄彼,也不生搬硬套。

其实,教书跟读书一样都需要动力,不纯是为知识而知识。中山大学的罗成2009年开始教书,做了些不同的尝试,用历史梳理+经典原著解读的方式带着学生做精读。本科生还是应该读一两本学术专著,尽管有点难,但经典阅读才能真正训练读懂文本的能力。这对老师而言,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罗成觉得理论教学有个误区:仿佛理论就该是读不懂的,理论就该是西方的。但理论的线条其实可以拉得长一些,拉回到中国,中西古今通起来。比如读《文心雕龙》,不是为了把它解释成白话文,而是要看四五种注,读四五种近代名家作品。这就是在读解释史了,从典故与义理里,按照中国传统的方法边学边干,思考前人未竟的东西。于是,古文献、古文字与理论并不是脱节的,它让我们找到一种整体性,回到知识背后的古代感觉中去。今天在中国很时髦的哲学家阿甘本,他的东西也不新,而是在西方传统采掘贯通出来的。

今天中国学界处于一种话语的焦虑,大家不满意西方话语系统,于是创造各种话语。然而,要生发出自己的原创理论与解释方式,需要很长的积淀,要真正回到文本的历史语境和问题本身。上海大学的朱羽老师很注重这一点,他也试图在课程设置上处理这个问题。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论焦点在哪里?我们接触理论的方式是什么,前提在哪里?鲁迅或许是个呈现理论变迁的典型案例,他背后是世界现代主义脉络,涉及世界体系内部的矛盾,蕴含巨大的理论潜能和解释力。中国现当代文学有自己的范式,从革命传统的瓦解,到新启蒙和新解读,这里涉及中国位置的变化,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尽管这个文化世界目前看似阐释粗糙,但背后的理论含量很大,因为理论的难度来自实践难度。

好的理论,总是与时代经验不可分割。黑格尔认为,哲学就是把握其时代的思想,那些时代经验通过理论被提高为核心概念。华东师范大学的黄金城老师强调,所有理论都有其历史来源,跟我们今天的理解不一样,所以,关键在于重新敞开概念中沉淀的时代经验,使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陌生化,如是才能再度唤醒我们今天对概念的敏锐性。

理论究竟可以教吗?

不过,理论教学的问题还在于,理论究竟可以教吗?因为这高度依赖于学生本身的好奇。理论是我们与世界的通道,但透过概念、体系、网络和理论的中介去把握世界,并不是所有人都感兴趣。

王宏超也很热爱教学,业余还投入很大精力搞了五花八门的读书会。他提到今天大学专门设置教学岗,其实存在问题,这等于把教学变成了一种重复,而实际上研究和教学是分不开的。今天大学教师和学生的时间都很有限,校区偏远,交谈不上几句,“来自四面八方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少了,学习的共同体淡了,而整体上,我们整个社会也进入了一种浅阅读时代。

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的“修订版前言”中回忆了上世纪80年代读书盛景:“似乎是1984年夏天,我由重庆返京,火车经过武汉站时需要15分钟换机头。行前我与张志扬约好,利用那点时间见一面。我们隔着车窗谈了15分钟哲学,他提到60年代《哲学译丛》上一篇舍斯托夫的文章,说读后很感动。我找来这篇题为‘纪念伟大的哲学家胡塞尔’的文章,读了四遍: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哲学!……”

今天我们的理论阅读缺少这类亢奋,而更受到实利主义、知识碎片化、专注力丧失的冲击。人们涣散的注意力体现为不断地在多个任务、信息来源和工作程序之间转换焦点——这个观点来自德国韩裔哲学家韩炳哲。韩炳哲可能是今天会红的那种哲学家,尽管他没有新的理论建树,但他是一个中介型人才,他以某种文人的方式推销自己的观点,把非常当代经验性的东西变成理论小散文。

看看韩炳哲,我们能问的是今天“灵活性文人”能走到什么程度的问题?用东道主上海师范大学姚云帆老师的话说,就是理论的效能如何达成。

20世纪至今,社会新治理术的改变,也改变了文人的生产机制。现代社会分工制度很难培养出经典意义上的“文人”,像马克斯·韦伯说的那样,大学早已专业化和职业化,一个文人很难安置到制度之中,他很可能混不下去(像本雅明那样惨淡)。加之受到立场、派系和商业逻辑的影响,我们在文化和理论上的中间地带有些溃散。

其实,在西方社会,我们有很多过渡型知识人。比如桑塔格,她的学术与阅读积累够大,但又能写适合报刊、杂志发表的东西。中国当然也有类似的过渡性人物,但仍然非常不够。我在约书评时也常常感到这种困难,找到用“人话”写理论的作者太难了。这当然也与训练有关,涉及在基础教育环节中的积累,比如,一些西方电影人、艺术家或者创意写作者,有很好的理论根基支撑创作,既能搞策展、小说、诗歌创作或者媒体写作,也能写很好的论文。用姚云帆的话说,就是在理论-文人-产业化之间达成有效的反哺,这需要教学法的正反刺激。理论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答案或许是,高度强大的灵活的复合型人才,这恰恰是理论教学的目的——自我复制的理论人并不重要,这对将来大学的发展也不利,但真正的理论人是可遇不可求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的“文人产业”就一定好,毕竟中国有不同的文化与社会基础,我们原本就不能亦不该期望建立与美国一样的体系。今天文人的形式依然非常需要,但我们该如何去转化产业与理论之间的张力?当然,最好的情况是,文人的资方是大学,而不是流量市场。毕竟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知识付费平台上缺乏灵魂的知识搬运工。

撰文/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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